先秦至秦汉时期，西南各地先后进入青铜时代，孕育出了灿若星辰的古代青铜文明，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澎湃新闻获悉，“吉金万里——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展”正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展出，展览集结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5省市32家文博单位的精品文物294件/套，以先秦至秦汉时期的青铜器为代表，涉及考古遗址近百处，有88件/套文物为首次外展，为我国目前规模最大、文物等级最高的西南地区青铜文明专题展。

戴金面罩铜人头像，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

(相关资料图)

剽牛祭祀铜扣饰，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

展览现场

本次展览从中国西南地区的宏观视角出发，选取了各地区的最具代表性的遗址，如川渝地区的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涪陵小田溪墓地、城坝遗址、茂县牟托大墓、盐源老龙头墓地等，云南地区的晋宁石寨山墓地、江川李家山墓地、晋宁河泊所遗址、昌宁大甸山遗址、牡宜遗址等，贵州地区的赫章可乐遗址、威宁中水遗址、普安铜鼓山遗址等，广西地区的罗泊湾汉墓、合浦汉墓群等，其中不乏历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和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

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

展品涵盖铜器、金器、玉器、海贝等多种器类，其中一级文物超过百件。三星堆铜扭身跪坐人像、小铜立人像，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三轮马车实物模型之一，目前四川地区首次发现的铜纺织工具，还有实证西汉政府对云南地区实施有效治理的“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和“滇池长印”封泥，这些考古新发现中出土的珍贵文物，不仅是发掘出土后首次面向公众展出，证明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聚为一体、一体容纳多元的发展演变规律，也呈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路向与演进格局。

三星堆青铜立人

金沙青铜立人

此外，此次展览还集结了“成都”铭文铜矛、虎头纹“成都”铭文铜矛和“九年吕不韦”铭文铜戈，首次将三件刻有“成都”铭文的兵器进行集中展示。

“成都”铭文铜矛

虎头纹“成都”铭文铜矛

西南地区除青藏高原外，主要有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两个历史自然地理单元，汉晋时期的人们称之为“巴蜀”和“巴蜀儌外”。

四川盆地大约在夏代晚期从中原二里头文化的人们那里获取了青铜制作工艺，商代中期因长江中游商文化地方类型新青工艺的引入，逐渐形成自己青铜艺术特点和传统，这种传统直至秦汉之际才融汇到汉文化体系之中。

西汉羊角钮铜钟 黔西南州博物馆

云贵高原大约在商代中期受到来自四川盆地和川西北高原两个方向的影响，出现了早期的青铜技术，以后一直缓慢发展，直到战国后期青铜文化才陡然兴盛，成为中国青铜文化和艺术的最后辉煌。随着汉王朝对“巴蜀儌外”的经营，汉文化区的范围从滇东黔西逐渐扩展到了滇西南地区。西南青铜文化的形成、发展和转变过程，是中国古代从多元到一统的最佳范例之一。

汉羽纹系链小铜扁壶 合浦县博物馆

展览分为“序厅”“川渝地区”“云南地区”“黔桂地区”和“融入华夏（尾厅）”五个部分。序厅和尾厅提取了青铜器原有的色彩——金色作为主色调，以沉浸式多媒体为主视觉，首尾呼应，共同展现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程；展览主体部分则分别提取了川渝代表性器物的吉金色、“彩云之南”的云山蓝、黔桂山脉的石绿色作为主色调，引导观众领略西南各地独特的青铜文化风貌。

纺织场面铜贮贝器 云南省博物馆

展览中还有一些特别的“小巧思”。以文物线描图为基础，通过多媒体视频及投影让青铜器上繁复的图案“动起来”——再现当时战争及宴乐场景，热闹非凡，描摹出那个时代的剪影。而展墙上《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历史文献中关于西南地区的记载，也让观众在历史记载与文物实证的交相辉映下，更加透彻地领悟神秘遥远的古代西南青铜文化。

展览现场

铜鼓，是西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出土器物之一。云南楚雄万家坝型铜鼓更是世界八大类型铜鼓的源头和祖先，在世界铜鼓文化中久负盛名。铜鼓上的太阳芒纹、蛙纹与三星堆、金沙的太阳崇拜表现方式十分相似。在展览尾厅，特别打造了一个括弧形空间，将出土于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的6件铜鼓进行集中展示，同时辅以巨幅投影视频，天花板则饰以太阳神鸟灯雕，以沉浸式的光影效果打造一首太阳崇拜的赞歌，呈现出各民族间共通的精神和情感纽带。

此次展览持续至8月27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还将推出“大有不‘铜’——西南青铜文明线上展”。该展不同于线下展览以地域划分单元，而是通过不同的器类、功用、风格、工艺等视角，从不同维度上带给观众更全面的观展体验。

（本文根据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文博圈、澎湃新闻过往报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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